拉查斯
电视对生活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报纸、卡通、广告设计、服饰样式、信息图表等介质所表现的符号图像与信息意义所包围，人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日趋向符号化迈进。各种符号形式的生产、复制和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势力的扩大和信息意识的增强，这种特征将更为明显。
图像、信息以及符号化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杂志、书籍、随身听、电影、电视、录像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借助这些媒介手段，人们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大量信息和享受着大量的娱乐。在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家庭和作为传媒重要代表的电视都扮演着各自特别的角色，并且相互之间“拉扯”成“难舍难分”的关系。有学者称电视最重要的特色是它是一种家用媒体，足见二者间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与信息同步变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电视传播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影响作用十分明显，在日常生活的语言、广告文本等意义象征性方面和出生、结婚、死亡等仪式性结构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电视传播逐步地融入了大众生活，使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打开电视来进行身心放松、消遣娱乐、享受愉悦，看电视耗费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讨论电视传播中的节目内容、所涉及的重大新闻事件与人物、影视剧中的人物成为人们在家中，在街上及其它公众场合的固定话题；政治人物形象展现、企业产品品牌推介、娱乐教育休闲消费都借助电视加以传播。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施展舞台的一个重要场
e68a84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1333236373737所就是家庭，成了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节目的编排与内容都基于家庭视角，与之响应的就是播报风格的口语化、生活化、即时性。首先，电视内容大量的涉及家庭、住所与家庭生活,即家庭故事日益成为电视媒介表现的中心内容。对普通百姓家常生活的多角度、多方位地表现，以平民化的视角，讲述百姓故事，探讨百姓话题，服务百姓生活，让电视节目制作者倾心不已。荧屏上的影视剧往往假想一个由父母、子女组成的特殊类型的家庭为背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中铺展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话语交谈，例如《渴望》、《我爱我家》；其次，电视传播特色表现在与观众近距离、面对面、口语化直接说的家庭交谈形式。例如，大型直播类新闻将新闻现场盛况搬到人们生活的家居场所，其它类型的电视节目内容大多模拟谈话，参与者模拟家庭生活围坐在厨房桌边闲聊的方式，在一个情景场下或演播室里谈天说地。这些都为了影响作为家庭一员的观众。同时，电视也打破了公众领域和家庭个人之间的界限，将家庭的私人空间延伸至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大众传媒、政治、国家、公共生活等机构想社会大众传递信息的书面权威的传统日益走向家庭个人化特色。“交谈实践—–是社会时间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哈帕姆斯（1989）的话来说，变革牵涉到政治方面的‘公共领域转轨’。这一转轨包括重新调整传统的政治领域、娱乐性媒体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共生活—–包括政治活动的要素，如会议、选举、议会程序等，正日益被媒体公开报道。不过媒体内容的来源和播放具有公开性，而媒体的接收却深深地打下了家庭与家庭生活的烙印，具有个人性。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差距。由于公共实践和交流的越来越照顾个人的接收情况，这一差距已经消除—–这一发展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媒体传递的公开交流已经‘家常化’或‘口语化’”。再次，电视是一种家用媒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代家庭生活都拥有电视，把它作为家庭装饰、家庭娱乐、家庭文化、家庭共享的载体。有时候人们独自收看，但是更多的与家人朋友一起收看，让人们一起体会消费电视带来的非常感觉，一起参与，一起喜悲，参与评论，将周围的生活作为一个基准来闲话电视节目所编排的内容。于是电视成了一种中介性的交际形式，将家庭的温馨串在电视的传播上。同样，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终端和目的地都是家庭，任何电视机构和传播者的个体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到家庭这种收视环境、收视活动的特点以及对于电视节目的迎拒取舍的心态。
现代社会的家庭成员大都认识到了电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了电视传播不断地重组着家庭的时间、空间、家庭闲暇和家庭角色，多方面、深层次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外界娱乐费用增涨，社会安全不可预测多现，人们都将他们的精力、时间、注意力和责任心从社区公共生活转入家庭和自我活动方面，业余活动更愿意私人化、越家庭化、个性化、多样化越好。电视传播的普及，已经为人们呆在家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条件，足不出户却可以感受社会交谈带来的人际交际感觉、可以通过智力竞赛节目、访谈节目和各种各样的纪实节目或者情景喜剧、肥皂剧来体味真实或者虚构的家庭生活色彩，家人可以在一起在电视前温馨地、真情地话聊生活中的琐事，交流属于家人私情的问题。电视传播使以往我们十分熟悉的社会生活整齐划一的整体性特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公共化的社会性特征则越来越薄弱，呈现出“公共空间私人化”的特点。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电视传播改变娱乐方式—从室外走向室内。传统的家庭的娱乐都在室外。笔者以每年的欢度春节为例，在电视传播前，人们都走亲串友、拜年送祝福，在一起共话新年，开展游戏；在电视传播日益发展的时候，人们或许减少这种“仪式”，在家中观看电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就在这样的潮流下引领了一代人的过年夜的娱乐方式；在电视与网络技术大发展的时下，VCD、DVD等与家庭电视机相关产业的勃兴导致了一种 “看碟文化”，作为新的家庭娱乐形式，同时“互动”概念深入人心，人们以游戏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娱乐和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娱乐，是一种融合了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和人性化体验的娱乐概念，具有“主动体验”“虚拟现实”的特征，摒弃了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在现代人之间形成了真正的“零距离接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体验与休闲娱乐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娱乐方式的革命。当今电视传播注重大众生活需要的通俗性、娱乐性，从各式各样的娱乐性综艺节目来看，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与形式越来越多，以家庭生活为重要内容的越来越多，体现出的正是百姓家庭生活的理念和家庭的娱乐方式的变革。电视传播既作为一个新闻和信息的最为主要的平台在发挥作用，同时又是家庭娱乐和文化的中心，它可以综合各种不同的文化娱乐形式，是当下家庭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 在电视剧中，从现实题材《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到古装戏说的《还珠格格》、《天下第一丑》，不是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的细小方面，就是极力去满足家庭这种新消闲娱乐生活方式的需要；在综艺节目中，江苏电视台的《非常周末》，成为家庭群体、大学生群体周末娱乐的主要方式，她颠覆传统娱乐方式，打造了全新的休闲空间，这种颠覆不是全盘的回避而是利用电视传播语言、导入现代家庭生活意识、关注民生、打造家庭情景短剧、明星与主持人、观众互动的演唱说逗、模仿、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等多样的娱乐模式，牢牢地将人们的娱乐空间拉置于室内，开创了一个新的娱乐空间，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
电视传播让家庭的生活模式节律化
人们的生活节律是通过时间的安排来实现的，人们在固定的时间就寝、开饭、娱乐，使生活节奏化，有种稳定而带来的安全感觉。而电视可以说是一个时间媒介，电视传播是按照时间的进程来排列节目流程，依时间流程连续进行，不管办多少电视台，播出多少套节目，都是一个栏目接一个栏目，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依序播放，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承诺着信息的传递和娱乐的奉送。“节目的定期安排并且在相同的时间播放，意味着那些节目成了人们生活中某种确定的‘时间环’的组成部分”，节目的安排参照了人们的作息时间决定，但是随着电视传播的日益渗透，家庭的生活模式已经由电视的安排所决定的，家庭的生活节奏围绕着电视节目而进行，使开饭、就寝、出门、学习、工作的时间节律化。因此，西方学者布赖斯区分了用不同的方式安排时间的两种类型的家庭。第一种类型是单一积习（the monochromic）的家庭；这一类型家庭把守时看作重要的德行，特别强调按照计划进行家庭活动，按照线型顺序开展家庭活动，鼓励孩子们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要把它完成。收看电视是围绕着其他活动来组织，一旦打开电视，家人都要放下手重的其他事情来全神贯注的收看。第二种类型是多积习(the polychronic)的家庭。这一类型家庭很少强调按计划办事，大量的活动在同一个时间开展并比强调要完成任何一项工作。围绕收看电视来组织其他家庭活动，电视充当了时钟的角色，他们看电视缺乏计划性，只是断断续续地注意一下电视上播放的节目。总之，不论两种类型的差异却共同反映了电视传播对家庭生活模式的影响，一种无法躲开的生活调味剂。
电视传播让家庭的生活趋向社会空间
当然，家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注重个人对电视传播的依赖，并不能说家庭或家庭成员就脱离了社会环境。电视传播媒介本身是一种教育工具和社会化手段，除了具备增长见识、沟通意见、表达情感、愉悦心情的功能之外，它引导观众求真、向善、尚美的社会作用也不容忽视。修辞学者勒尔认为电视传播在家庭有两种主要社会用途：结构用途和关系用途。在结构用途上，电视被视作一种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成为家庭社交环境的组成部分，为一个家庭提供了随时可以利用的环境资源，电视的声音和形象与这一环境中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竞争或共处，并与其他我们进行的任何事情竞争或共处，观看电话司似乎是社交而非自我陶醉（self-absorbing）。人们可以围绕电视组织以一个行为管理者的姿态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电视规定的情景下欢快地进行交谈、看书、吃东西或者同时做上几件事，还可以决定孩子的学习以及在学习后的某个时间内才可以接近电视。在关系性用途上，电视传播起到了交际辅助器的作用，对家庭成员或者客人的谈话起到导入与促进作用。人们可以在交谈中提到电视节目，用电视节目中人物和事件来表达自己欲说的内容，提高辩论水平，选取由于电视传播形成的共同的经验例证和基础话题来与家人朋友交谈，打破冷场局面，减少焦虑、发现价值；电视传播还可以促进家庭中的联系或回避，共同看电视为家人提供了相互接触、表达温情的机会，创造一种缓解紧张感的社会空间，减少冲突，维系家庭关系与团结，人们生气或者疲倦是可以观看电视来回避社会交往、拒绝其他家人的成员的关心，防止矛盾的扩大；电视传播还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学习的机会，通过消息与价值观的传播来规范人们的思维行为和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电视传播让人们有一种角色扮演的心理，对电视节目中人物行使替代想法，梦想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刺激人们在社会中不断的努力。
电视传播让家庭成员角色的传统差异性逐渐消解
电视传播不断地将虚构节目和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融为一体，把不同的素材纳入一个连续性的总体，创造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把情景剧中被动的接收性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让观众参与消费，变成家庭起居室内的谈资，使之产生一定的文化意义，形成一定的家庭文化。
看电视不是在被遮蔽的房间里或者是舒适的环境中进行的一种孤立活动，也不是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来进行的活动。由于家庭中成员形成的男女传统角色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收视习惯的差异—-女人典型的观看方式是注意力不集中，因为家庭是她们主要的工作场所，这种分散式状态观看节目有利于她们兼顾家务；男人典型的观看方式是注意力集中，因为他们将家庭以及电视或者其他媒介作为辛劳之余休闲、放松和享受的场所，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遥控器快速地、经常地转换频道或者跳过广告节目，体验冲浪般的视觉感受。在家庭中，象征着全家观看什么节目的权力的遥控器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一者妇女缺乏对复杂程度相当的家用录像设备使用的信心，二是妇女又感到有承担家庭义务的责任心，没有时间看电视。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观看电视的情态也在不断的变化，男女收视的差异化也将不乎存在，电视传播的谈话式的亲和力拉近了夫妻之间的情意，电视传播的内容，彰显着一定的现代家庭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氛围，反对家庭暴力，反对男权独断，不断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意识，那种传统的角色意识也逐渐消解。例如李少红执导的电视剧《橘子红了》，讲述一个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江南小镇上，由容家大太太和佃农秀禾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以自身的经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演绎的有关觉悟与抗争的动人故事，逐渐地剪掉还残留在国人脑中的那根“封建的辫子”，发现女人的自我与价值。又如，在2004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作为参展的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派发了神秘礼物，引起了广大参会人员的浓厚兴趣，原来是一枚安全套，上面很温馨地写有“爱自己，爱女性，爱女性频道”，让你感觉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关怀。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女性定位专业频道，也是本次广博会上惟一一家以专业女性电视节目制作公司身份参会的城市电视频道，该公司走出地域城市电视台局限，将节目制作基地设在北京，制作的《女人故事》《21世纪我们做女人》《男左女右》《女人私语》等一系列女性题材节目，面向全国发行，引起了与会电视台的极大兴趣，暗示着电视传播对家庭女性的日益关注，直接超越了央视《半边天》节目，显得更直接化，更接近女性的心底。
此外，电视传播对于农村家庭的经济发展、社会的信息流通和大众家庭的教育都有很大的作用，电视传播也影响了家庭的装修风格与布局，由于电视装置在家庭中占据空间的原因，出现了电视装修墙以求美观。
电视是一种变化多端的实践、技巧和技术，它逐步被置于家庭之外的酒吧、娱乐场所等，与此同时家庭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家庭技术（domestic technologies）的复杂网络。正如电视重组了家庭的时间、空间、家庭闲暇和家庭角色一样，电视现在又融入了录像机、传真装置、网络、游戏机等各式各样的技术于一身，家庭摄像机取代往日的日记与像册，成为个人和家庭记录故事与历史的一种生活模式，通过全新的家庭或个人叙事形式进入一个全新的媒体环境，通过电视、电脑、电信技术与外部重新建立新的联系，或购物、或交流、或预约服务或其他新的生活方式。
当然，电视传播对于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由于电视在人们业余生活中占的比重过大，因而导致了对大众精神生活的几乎“独霸”、“垄断”现象；加上电视口语和画面的直观性使人们越来越懒于阅读，丢掉了读书习惯，电视被指责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削弱了人们的智力水平，导致媒介依存症心理疾病、思维懒惰和想象力的退化，出现了注重感觉、不注重理性逻辑，“跟着感觉走”的“电视人”和注重自我意志自由、不理会外部强制权威、回避社会、受电视影响较重的“容器人”。其次，电视节目中宣扬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渲染的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也会对观众产生误导作用，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污染和毒害。今年上半年，江苏就有几位观众投书《电视研究》杂志，指出部分影视剧中展示的“天国理想” 和“糜烂生活”等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吞噬着人们善良、勤劳和上进的本性。第三 ，虽然其中的机制尚不明朗，但电视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会危害个别观众特别是某些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甚至引发治安刑事案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水浒传》热播期间就出现类似情况，几位中学生拉帮模仿，寻殴滋事。第四，电视如果被法西斯之类的独裁者控制，人民就将没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失去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而任由独裁者摆布。早在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在幻想小说《一九八四年》 中作了可怕的预言：由于电视的发明，到了“1984”，独裁者利用电视就可以完全控制人民的行为(见张雅欣《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P1)，第五，对于个人而言，过分看电视首先可能致病。研究表明，对电视的不当观看(或时间过久，或心理上过于沉溺等)会引发种种“电视病”，如电视胃、电视肥胖症、电视孤独症等等，或造成 智力低下的“电视儿童”等特殊人群。正因为电视传播的这些负面影响，一些知识分子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称其为“教唆犯” 、“散布愚昧的罪魁祸首”、“社会麻醉剂”、“旁观者文化”等。
这些相互矛盾、完全对立的命题标明了电视传播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这究竟是媒介工具的形式引起的，还是由它的传播内容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很难从某一点上说明。媒介与社会、媒介与人的问题，是媒介效果分析的核心问题。一种媒介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它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由于起内在的活动规律和特性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是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它，这是不切实际的。
参考书目：
《电视与社会》（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重组话语频道》（美）罗伯特?C．艾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百姓家庭故事：电视新选择》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电视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 柳耀辉 万 勤 《西南电视》2001年第6期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电视对生活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报纸、卡通、广告设计、服饰样式、信息图表等介质所表现的符号图像与信息意义所包围，人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日趋向符号化迈进。各种符号形式的生产、复制和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势力的扩大和信息意识的增强，这种特征将更为明显。
图像、信息以及符号化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杂志、书籍、随身听、电影、电视、录像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借助这些媒介手段，人们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大量信息和享受着大量的娱乐。在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家庭和作为传媒重要代表的电视都扮演着各自特别的角色，并且相互之间“拉扯”成“难舍难分”的关系。有学者称电视最重要的特色是它是一种家用媒体，足见二者间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与信息同步变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电视传播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影响作用十分明显，在日常生活的语言、广告文本等意义象征性方面和出生、结婚、死亡等仪式性结构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电视传播逐步地融入了大众生活，使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打开电视来进行身心放松、消遣娱乐、享受愉悦，看电视耗费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讨论电视传播中的节目内容、所涉及的重大新闻事件与人物、影视剧中的人物成为人们在家中，在街上及其它公众场合的固定话题；政治人物形象展现、企业产品品牌推介、娱乐教育休闲消费都借助电视加以传播。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施展舞台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家庭，成了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节目的编排与内容都基于家庭视角，与之响应的就是播报风格的口语化、生活化、即时性。首先，电视内容大量的涉及家庭、住所与家庭生活,即家庭故事日益成为电视媒介表现的中心内容。对普通百姓家常生活的多角度、多方位地表现，以平民化的视角，讲述百姓故事，探讨百姓话题，服务百姓生活，让电视节目制作者倾心不已。荧屏上的影视剧往往假想一个由父母、子女组成的特殊类型的家庭为背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中铺展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话语交谈，例如《渴望》、《我爱我家》；其次，电视传播特色表现在与观众近距离、面对面、口语化直接说的家庭交谈形式。例如，大型直播类新闻将新闻现场盛况搬到人们生活的家居场所，其它类型的电视节目内容大多模拟谈话，参与者模拟家庭生活围坐在厨房桌边闲聊的方式，在一个情景场下或演播室里谈天说地。这些都为了影响作为家庭一员的观众。同时，电视也打破了公众领域和家庭个人之间的界限，将家庭的私人空间延伸至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大众传媒、政治、国家、公共生活等机构想社会大众传递信息的书面权威的传统日益走向家庭个人化特色。“交谈实践—–是社会时间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哈帕姆斯（1989）的话来说，变革牵涉到政治方面的‘公共领域转轨’。这一转轨包括重新调整传统的政治领域、娱乐性媒体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共生活—–包括政治活动的要素，如会议、选举、议会程序等，正日益被媒体公开报道。不过媒体内容的来源和播放具有公开性，而媒体的接收却深深地打下了家庭与家庭生活的烙印，具有个人性。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差距。由于公共实践和交流的越来越照顾个人的接收情况，这一差距已经消除—–这一发展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媒体传递的公开交流已经‘家常化’或‘口语化’”。再次，电视是一种家用媒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代家庭生活都拥有电视，把它作为家庭装饰、家庭娱乐、家庭文化、家庭共享的载体。有时候人们独自收看，但是更多的与家人朋友一起收看，让人们一起体会消费电视带来的非常感觉，一起参与，一起喜悲，参与评论，将周围的生活作为一个基准来闲话电视节目所编排的内容。于是电视成了一种中介性的交际形式，将家庭的温馨串在电视的传播上。同样，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终端和目的地都是家庭，任何电视机构和传播者的个体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到家庭这种收视环境、收视活动的特点以及对于电视节目的迎拒取舍的心态。
现代社会的家庭成员大都认识到了电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了电视传播不断地重组着家庭的时间、空间、家庭闲暇和家庭角色，多方面、深层次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外界娱乐费用增涨，社会安全不可预测多现，人们都将他们的精力、时间、注意力和责任心从社区公共生活转入家庭和自我活动方面，业余活动更愿意私人化、越家庭化、个性化、多样化越好。电视传播的普及，已经为人们呆在家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条件，足不出户却可以感受社会交谈带来的人际交际感觉、可以通过智力竞赛节目、访谈节目和各种各样的纪实节目或者情景喜剧、肥皂剧来体味真实或者虚构的家庭生活色彩，家人可以在一起在电视前温馨地、真情地话聊生活中的琐事，交流属于家人私情的问题。电视传播使以往我们十分熟悉的社会生活整齐划一的整体性特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公共化的社会性特征则越来越薄弱，呈现出“公共空间私人化”的特点。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电视传播改变娱乐方式—从室外走向室内。传统的家庭的娱乐都在室外。笔者以每年的欢度春节为例，在电视传播前，人们都走亲串友、拜年送祝福，在一起共话新年，开展游戏；在电视传播日益发展的时候，人们或许减少这种“仪式”，在家中观看电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就在这样的潮流下引领了一代人的过年夜的娱乐方式；在电视与网络技术大发展的时下，VCD、DVD等与家庭电视机相关产业的勃兴导致了一种 “看碟文化”，作为新的家庭娱乐形式，同时“互动”概念深入人心，人们以游戏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娱乐和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娱乐，是一种融合了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和人性化体验的娱乐概念，具有“主动体验”“虚拟现实”的特征，摒弃了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在现代人之间形成了真正的“零距离接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体验与休闲娱乐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娱乐方式的革命。当今电视传播注重大众生活需要的通俗性、娱乐性，从各式各样的娱乐性综艺节目来看，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与形式越来越多，以家庭生活为重要内容的越来越多，体现出的正是百姓家庭生活的理念和家庭的娱乐方式的变革。电视传播既作为一个新闻和信息的最为主要的平台在发挥作用，同时又是家庭娱乐和文化的中心，它可以综合各种不同的文化娱乐形式，是当下家庭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 在电视剧中，从现实题材《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到古装戏说的《还珠格格》、《天下第一丑》，不是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的细小方面，就是极力去满足家庭这种新消闲娱乐生活方式的需要；在综艺节目中，江苏电视台的《非常周末》，成为家庭群体、大学生群体周末娱乐的主要方式，她颠覆传统娱乐方式，打造了全新的休闲空间，这种颠覆不是全盘的回避而是利用电视传播语言、导入现代家庭生活意识、关注民生、打造家庭情景短剧、明星与主持人、观众互动的演唱说逗、模仿、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等多样的娱乐模式，牢牢地将人们的娱乐空间拉置于室内，开创了一个新的娱乐空间，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
电视传播让家庭的生活模式节律化
人们的生活节律是通过时间的安排来实现的，人们在固定的时间就寝、开饭、娱乐，使生活节奏化，有种稳定而带来的安全感觉。而电视可以说是一个时间媒介，电视传播是按照时间的进程来排列节目流程，依时间流程连续进行，不管办多少电视台，播出多少套节目，都是一个栏目接一个栏目，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依序播放，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承诺着信息的传递和娱乐的奉送。“节目的定期安排并且在相同的时间播放，意味着那些节目成了人们生活中某种确定的‘时间环’的组成部分”，节目的安排参照了人们的作息时间决定，但是随着电视传播的日益渗透，家庭的生活模式已经由电视的安排所决定的，家庭的生活节奏围绕着电视节目而进行，使开饭、就寝、出门、学习、工作的时间节律化。因此，西方学者布赖斯区分了用不同的方式安排时间的两种类型的家庭。第一种类型是单一积习（the monochromic）的家庭；这一类型家庭把守时看作重要的德行，特别强调按照计划进行家庭活动，按照线型顺序开展家庭活动，鼓励孩子们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要把它完成。收看电视是围绕着其他活动来组织，一旦打开电视，家人都要放下手重的其他事情来全神贯注的收看。第二种类型是多积习(the polychronic)的家庭。这一类型家庭很少强调按计划办事，大量的活动在同一个时间开展并比强调要完成任何一项工作。围绕收看电视来组织其他家庭活动，电视充当了时钟的角色，他们看电视缺乏计划性，只是断断续续地注意一下电视上播放的节目。总之，不论两种类型的差异却共同反映了电视传播对家庭生活模式的影响，一种无法躲开的生活调味剂。
电视传播让家庭的生活趋向社会空间
当然，家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注重个人对电视传播的依赖，并不能说家庭或家庭成员就脱离了社会环境。电视传播媒介本身是一种教育工具和社会化手段，除了具备增长见识、沟通意见、表达情感、愉悦心情的功能之外，它引导观众求真、向善、尚美的社会作用也不容忽视。修辞学者勒尔认为电视传播在家庭有两种主要社会用途：结构用途和关系用途。在结构用途上，电视被视作一种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成为家庭社交环境的组成部分，为一个家庭提供了随时可以利用的环境资源，电视的声音和形象与这一环境中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竞争或共处，并与其他我们进行的任何事情竞争或共处，观看电话司似乎是社交而非自我陶醉（self-absorbing）。人们可以围绕电视组织以一个行为管理者的姿态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电视规定的情景下欢快地进行交谈、看书、吃东西或者同时做上几件事，还可以决定孩子的学习以及在学习后的某个时间内才可以接近电视。在关系性用途上，电视传播起到了交际辅助器的作用，对家庭成员或者客人的谈话起到导入与促进作用。人们可以在交谈中提到电视节目，用电视节目中人物和事件来表达自己欲说的内容，提高辩论水平，选取由于电视传播形成的共同的经验例证和基础话题来与家人朋友交谈，打破冷场局面，减少焦虑、发现价值；电视传播还可以促进家庭中的联系或回避，共同看电视为家人提供了相互接触、表达温情的机会，创造一种缓解紧张感的社会空间，减少冲突，维系家庭关系与团结，人们生气或者疲倦是可以观看电视来回避社会交往、拒绝其他家人的成员的关心，防止矛盾的扩大；电视传播还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学习的机会，通过消息与价值观的传播来规范人们的思维行为和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电视传播让人们有一种角色扮演的心理，对电视节目中人物行使替代想法，梦想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刺激人们在社会中不断的努力。
电视传播让家庭成员角色的传统差异性逐渐消解
电视传播不断地将虚构节目和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融为一体，把不同的素材纳入一个连续性的总体，创造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把情景剧中被动的接收性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让观众参与消费，变成家庭起居室内的谈资，使之产生一定的文化意义，形成一定的家庭文化。
看电视不是在被遮蔽的房间里或者是舒适的环境中进行的一种孤立活动，也不是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来进行的活动。由于家庭中成员形成的男女传统角色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收视习惯的差异—-女人典型的观看方式是注意力不集中，因为家庭是她们主要的工作场所，这种分散式状态观看节目有利于她们兼顾家务；男人典型的观看方式是注意力集中，因为他们将家庭以及电视或者其他媒介作为辛劳之余休闲、放松和享受的场所，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遥控器快速地、经常地转换频道或者跳过广告节目，体验冲浪般的视觉感受。在家庭中，象征着全家观看什么节目的权力的遥控器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一者妇女缺乏对复杂程度相当的家用录像设备使用的信心，二是妇女又感到有承担家庭义务的责任心，没有时间看电视。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观看电视的情态也在不断的变化，男女收视的差异化也将不乎存在，电视传播的谈话式的亲和力拉近了夫妻之间的情意，电视传播的内容，彰显着一定的现代家庭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氛围，反对家庭暴力，反对男权独断，不断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意识，那种传统的角色意识也逐渐消解。例如李少红执导的电视剧《橘子红了》，讲述一个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江南小镇上，由容家大太太和佃农秀禾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以自身的经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演绎的有关觉悟与抗争的动人故事，逐渐地剪掉还残留在国人脑中的那根“封建的辫子”，发现女人的自我与价值。又如，在2004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作为参展的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派发了神秘礼物，引起了广大参会人员的浓厚兴趣，原来是一枚安全套，上面很温馨地写有“爱自己，爱女性，爱女性频道”，让你感觉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关怀。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女性定位专业频道，也是本次广博会上惟一一家以专业女性电视节目制作公司身份参会的城市电视频道，该公司走出地域城市电视台局限，将节目制作基地设在北京，制作的《女人故事》《21世纪我们做女人》《男左女右》《女人私语》等一系列女性题材节目，面向全国发行，引起了与会电视台的极大兴趣，暗示着电视传播对家庭女性的日益关注，直接超越了央视《半边天》节目，显得更直接化，更接近女性的心底。
此外，电视传播对于农村家庭的经济发展、社会的信息流通和大众家庭的教育都有很大的作用，电视传播也影响了家庭的装修风格与布局，由于电视装置在家庭中占据空间的原因，出现了电视装修墙以求美观。
电视是一种变化多端的实践、技巧和技术，它逐步被置于家庭之外的酒吧、娱乐场所等，与此同时家庭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家庭技术（domestic technologies）的复杂网络。正如电视重组了家庭的时间、空间、家庭闲暇和家庭角色一样，电视现在又融入了录像机、传真装置、网络、游戏机等各式各样的技术于一身，家庭摄像机取代往日的日记与像册，成为个人和家庭记录故事与历史的一种生活模式，通过全新的家庭或个人叙事形式进入一个全新的媒体环境，通过电视、电脑、电信技术与外部重新建立新的联系，或购物、或交流、或预约服务或其他新的生活方式。
当然，电视传播对于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由于电视在人们业余生活中占的比重过大，因而导致了对大众精神生活的几乎“独霸”、“垄断”现象；加上电视口语和画面的直观性使人们越来越懒于阅读，丢掉了读书习惯，电视被指责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削弱了人们的智力水平，导致媒介依存症心理疾病、思维懒惰和想象力的退化，出现了注重感觉、不注重理性逻辑，“跟着感觉走”的“电视人”和注重自我意志自由、不理会外部强制权威、回避社会、受电视影响较重的“容器人”。其次，电视节目中宣扬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渲染的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也会对观众产生误导作用，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污染和毒害。今年上半年，江苏就有几位观众投书《电视研究》杂志，指出部分影视剧中展示的“天国理想” 和“糜烂生活”等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吞噬着人们善良、勤劳和上进的本性。第三 ，虽然其中的机制尚不明朗，但电视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会危害个别观众特别是某些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甚至引发治安刑事案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水浒传》热播期间就出现类似情况，几位中学生拉帮模仿，寻殴滋事。第四，电视如果被法西斯之类的独裁者控制，人民就将没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失去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而任由独裁者摆布。早在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在幻想小说《一九八四年》 中作了可怕的预言：由于电视的发明，到了“
1984”，独裁者利用电视就可以完全控制人民的行为(见张雅欣《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P1)，第五，对于个人而言，过分看电视首先可能致病。研究表明，对电视的不当观看(或时间过久，或心理上过于沉溺等)会引发种种“电视病”，如电视胃、电视肥胖症、电视孤独症等等，或造成 智力低下的“电视儿童”等特殊人群。正因为电视传播的这些负面影响，一些知识分子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称其为“教唆犯” 、“散布愚昧的罪魁祸首”、“社会麻醉剂”、“旁观者文化”等。
这些相互矛盾、完全对立的命题标明了电视传播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这究竟是媒介工具的形式引起的，还是由它的传播内容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很难从某一点上说明。媒介与社会、媒介与人的问题，是媒介效果分析的核心问题。一种媒介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它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由于起内在的活动规律和特性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是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它，这是不切实际的。
参考书目：
《电视与社会》（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重组话语频道》（美）罗伯特?C．艾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百姓家庭故事：电视新选择》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电视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 柳耀辉 万 勤 《西南电视》2001年第6期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谁能说说新闻媒介的正负功能?
新闻媒介传播有很多客观的作用和功能，而某个东西的功能如果过了一定界限就会产生负作用。
1.传播信息。负作用：信息过剩，垃圾信息充斥，影响抉择判断。今天一个人跳楼，媒体渲染说人心堕落，世界危机，明天一个见义勇为，人们又断言，世上还是好人多。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但人们在多种多样充满矛盾的海量信息前变得浮躁了很多。反而不如过去有定力，有坚持。
2.传播知识。负作用：不良信息反而有了传播的渠道。
3.教育作用。负作用：诲淫晦盗。
4.娱乐功能。但是过多的娱乐活动是人们沉迷于三寸电视，减少 了户外活动，人们的交际能力极大的受到伤害。人们对于现实的关注也转化为虚幻的思维活动，人们被驯养的麻木、虚伪了。面对电视剧人们的目不转睛和眼泪汪汪，目睹不公的麻木，耳闻失学的孩子却习以为常就是一个人们人格分裂的表现。
5.社会互动。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活动。
美国传播学家拉查斯菲尔德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媒体的作用做过精彩的分析。
1.地位赋予功能。今天电视上出现过的衣服款式，明天就会全社会流行。今天上过电视的政治人物，普通人，明天就会成为名人，并且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人们刮目现看。因此媒体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是被人利用，成为毫无抵抗力的宣传工具。多少人由此发迹，又有很多人身败名裂。例如在选举过程中，一个人掌握了舆论导向，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涂抹干净，大获全胜。出现在央视的人就和出现地区级的 影响力不同。不用举例了吧。
2.社会的麻痹药品。通过娱乐节目可以转移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3.影响社会规范。大家都说杀小猫不对，没有人敢说杀小猫是对了。这就是巨大的影响力体现。大家都说陈凯歌小气，那他就是小气。大家都认为日本不好，那日本的印象肯定不好，没有几个人敢于公然挺日。所以通过大张旗鼓的媒体宣传，既可以移风易俗，也可以有隐患。
大众媒体还可以设定议题，简单说来，媒体报道什么，你对于社会的认识范围也就是那么大。媒体报道朝鲜，你就认为朝鲜可能重要。媒体不报道俄罗斯曾经侵犯过中国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土地，你就不会过分有意识的去想这个问题。媒体不报道乍得，你恐怕做梦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很喜欢央视，其他电视不怎么看，那么她甚至不知道有超女这回事。相反一个人如果不喜欢央视，他甚至不知道郭得刚事什么鸟人。
在这个角度上，媒体控制了人们对于社会焦点、问题严重程度、问题有无的认识，而理智地进行思考下，我们其实被舆论乖乖地牵着走，不管你承认与否。
媒体传播还可以渗透式的影响人 的世界观。通过长期的韩剧效应，人们逐渐在认可整容也没有什么的思想。另外，对于国外司法、行政的介绍，通过名人的对海外的介绍，我们逐渐认同了国外观念相对确实比较多元，性观念确乎比较不同，还可能比中国好的认识、通过电视剧收看，逐渐形成了犯罪手段真是千奇百怪，社会可能很不安全的认识。所以媒体可以被人加以利用，通过电视剧，新闻报道的形式灌输某种意识。
从当前看，电视娱乐的发达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内向化，孤僻理群倾向的影响；媒体被人利用混淆是非的弊端多为人诟病。
（PS：自己也进行了一番梳理，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