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嫩
瑞士有哪些有名的城市？
苏黎世、伯尔尼、卢塞恩、施维茨、上瓦尔登等。
1、苏黎世
苏黎世（Zurich），位于瑞士联邦中北部，是瑞士联邦最大的城市、苏黎世州的首府，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全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该市已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2、伯尔尼
伯尔尼（伯尔尼德语：Bärn、德语：Bern、法语：Berne、意大利文：Berna、罗曼什语：Berna）是瑞士的联邦政府所在地，位于瑞士伯尔尼高地，是仅次于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的第四大城市，也是伯尔尼州的首府。
3、卢塞恩
号称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也是最受瑞士人喜爱的瑞士度假地。琉森为历史文化名城，艺术家们在此得到了不尽的灵感。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在此居住和写作。
4、施维茨
瑞士中部城市，施维茨州首府。在大米滕山麓，卢塞恩东南。主要讲德语。气候温和，是风景优美的夏季疗养地，通住山地游览的起点。附近有滑冰场。有建于十八世纪的圣马丁教堂，以及博物馆、市政厅等。设有联邦档案馆。
5、上瓦尔登
上瓦尔登州（德语:Obwalden;法语:Obwald;意大利语:Obvaldo;罗曼语:Sursilvania）是瑞士中部的一个州。人口33,330，首府位于萨尔嫩（Sarnen）。传统上是个“半州”，但宪法中已无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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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是被谁杀的
杀死张作霖的是东宫隆吉，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
爆炸时的按钮按的。因此，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自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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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3月19日（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海城县西90华里北小洼村。1887年，从私塾先生杨景镇学习三个月。 1888年，其父张有财被赌徒打死，他与二哥前去报仇，枪走火误伤人命，二兄被捕，他逃走。
随母亲王氏、妹妹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就食。1889年，学木匠当货郎卖包子学兽医。
1890年，流落营口县大高坎镇，1894年，投清军宋庆所部当兵，后升任哨长。1895年，清军移防离队回乡当兽医，与赵家庙村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
1896年，经冯麟阁（后改名冯德麟）介绍在广宁县（北镇）加入绿林董大虎匪部。
1900年，义和团运动，沙俄侵占东北，盛京将军逃走，地方混乱。他于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大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后移至北镇县中安堡。 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
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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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炸车案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从教科书中知道北洋军阀的头子张作霖死于日本人的暗害。然而，在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最近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却说，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
【 皇姑屯事件近代另一种说法】
张作霖(1875—1928年)奉天海城人(今属辽宁)。1916年，开始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1928年7月4日夜间，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时，被预埋炸弹炸死。随后，日本关东军公开承认对此事件负责。其暗杀动机是，担心张作霖与美国暗中勾结，从而使日本失去对东北的控制。
然而，最近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称，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而是苏军情报局所为，从而使张作霖之死有了新说。
“中东铁路”纠纷激怒了苏联政府
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做出与苏联友好的姿态。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政府开始改变了对张作霖的态度。1926年1月，张作霖军队在交纳使用中东铁路费用问题上与苏方发生纠纷。截止1925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对于伊万诺夫的决定，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
1926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苏联政府将其称为“东部铁路纠纷”，试图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暗示张，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正在物色新的人选取代他，希望张不要在这种时候与苏联把关系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苏联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同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左派运动问题。同时，张作霖还向吴佩孚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他来管理的要求。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首次暗杀行动被识破
鉴于张作霖在中国东部铁路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政策，1926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
根据暗杀计划，他们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炸死暗杀对象。具体分工是，萨尔嫩主要负责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埋设地雷。有消息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
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自任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反共宣言”。随后，张作霖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称：“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同时，张作霖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1927年1月，鉴于北阀军北上作战行动十分顺利，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以防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4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其杀害。同一天，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
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并企图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同时，张作霖军队参与了镇压上海的共产党武装起义，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随后，苏联顾问团被迫撤离了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协定。
在国内制造反共高潮的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统计，1927—1928年在苏中边境共发生90多起入侵苏联领土事件。同时，张作霖的政权也难以维系。1927年12月—1928年初，他被迫与北阀军作战，随后，又与蒋介石军队作战，部队伤亡惨重。于是，他派员与日本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反共、反苏“独立的满洲共和国”。
第二次暗杀终于得手
此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住哈尔滨特工人员埃廷贡刺探到了张作霖与日本谈判的情报，并向总部做了汇报。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张作霖。负责暗杀任务的，是埃廷贡和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萨尔嫩。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
1928年7月4日夜间，张作霖乘坐专列由北京返回沈阳。当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车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张胸部负重伤，送到沈阳医院不久便断了气。当时，专列中还有17人死亡。为了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使苏联政府大惑不解地是，在张作霖被暗杀后，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与美国勾结，出卖东北三省。
然而，暗杀张作霖并没有给苏联政府带来任何预期的结果。1929年1月，张学良上任，与蒋介石合作，并承认南京政府。8月，张学良军队开始为即将在当年11—12月爆发的中东铁路武装冲突做准备。在张作霖死后和失去对中国北部地区控制之后，日本政府于1931年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并将关东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从而使苏联在东北三省失去立脚之地。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院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