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赫
亚述帝国是怎样灭亡的？
亚述帝国虽然表面上盛极一时，但本质毕竟是虚弱的。因为这个大帝国并没有牢固的统一的经济基础，而只是一种依仗军事行政的强制联合，离开了武力，一天也难以存在下去。随着帝国内部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讧加剧，亚述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它便迅速走向衰落和瓦解了。
亚述帝国后期，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奴隶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如天壤之别。奴隶主贵族们过着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他们居住在深宅大院里，室内墙壁上挂着花布或毛毡，房间里陈设的卧榻、桌椅和凳子上，雕刻着花纹，镶嵌着象牙或贵金属制作的精美饰物。他们身上穿的除了华贵的紧身衣服外，还要披上一件绣花结穗的毛织物。他们的脖子上戴着项圈，耳朵上戴着耳环，手腕上戴着镯子。这些饰物都是用青铜、白银或黄金制成的。贵族妇女脸上蒙着轻薄的面纱。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满了青铜和白银器皿。贵族们大杯大杯地喝着来自乌拉尔图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名酒和其他高级饮料，吃着鲜美的佳肴野味，嚼着葡萄、石榴、苹果、桃子等各种水果。可是贫苦农民和奴隶们的生活，却十分困苦。他们早出晚归，在田野里或牧场里艰难地熬过了一天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钻进简陋的小屋——这种住宅同早先苏美尔人可怜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论严冬酷暑，他们身上只有那一件破旧的衣衫。他们只有粗劣的食物，而且往往不足以果腹!至于远离故土的俘虏和移民，境况就更加悲惨。有的俘虏在劳动时还得戴着脚镣，并且处于武装士兵的监视之下。沉重的赋税和劳役都压在农民和奴隶身上，使他们简直喘不过气来。
亚述帝国的对外侵略扩张，对于本国的劳动人民来说，只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连年征战必须不断地补充兵员，而被征入伍的人绝大多数是自由农民。自由农民是亚述军队的主要来源。起初，亚述的自由农民人数众多，因而兵源充足，可以组织起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可是，到了帝国末期，长期征战造成的伤亡，特别是阶级分化使众多的自由农民破产，自由农民的人数大大减少。所以亚述帝国的统治者这时不得不从被征服地区居民中招募新兵。这样一来，亚述军队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外族士兵不能不受本民族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影响。他们憎恨亚述统治阶级，厌恶侵略战争，这使得亚述军队的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
亚述帝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原来，在亚述的统治阶级中，一直存在着两大集团。一个是工商业奴隶主和祭司集团，他们占有很多田庄和奴隶，而且他们的田庄生产具有明显的商品性质。因此，他们侧重于关心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他们同巴比伦的大奴隶主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主张扩大联盟内部统治阶级的权利，给予城市更多的特权和自治权。要求裁减军队，甚至停止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这种主张和要求势必和另一集团即军事奴隶主贵族集团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军事贵族集团认为只有军队才是帝国的惟一支柱，只有依靠军队不停地进行征伐战争才能发财致富，保持帝国的强大。因此，国家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军事的需要。他们积极追随或怂恿国王对外掠夺。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和主张不一致，常常导致公开冲突。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儿子萨尔玛那沙尔五世，就是因为代表军事贵族集团的利益，取消了巴比伦、尼普尔、西帕尔以及亚述城等城市的特权，结果被工商奴隶主贵族和祭司集团组织的宫廷政变所推翻。辛那赫里布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也是因为遭到工商奴隶主贵族和祭司集团的反对。正因为如此，他的儿子阿萨尔哈东登上王位以后，不得不对祭司集团作出某些让步。从这些史实看来，亚述帝国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随着奴隶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军事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同军事奴隶主贵族的矛盾也更加尖锐。统治集团的内讧，大大地削弱了亚述奴隶主阶级的力量。
亚述本土的奴隶、贫苦农民和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对亚述奴隶主贵族十分憎恨。他们时时发出愤怒的诅咒，希望“狮穴”早日崩溃、“血城”快点毁灭。他们有时以大批逃亡或杀死个别奴隶主的方式进行反抗，更有力的则是不断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冲击着帝国的反动统治。据亚述的《名年官表》记载，在萨尔玛那沙尔三世统治后期，即公元前829年至公元前824年，就发生了延续六年的可能是全国性的起义。公元前8世纪内，起义也不断发生。其中，有公元前763—前762年亚述城的起义，有公元前761—前760年阿拉法城的起义，有公元前759年古札那城的起义，有公元前746年卡拉赫城的起义，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给予亚述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公元前745年登上王位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之所以改变统治政策，收敛了一下过去那种烧光、杀光、抢光的凶焰，除了前边说过的那些原因之外，显然与帝国受到这么多的起义的打击有着密切的关系。
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强行迁徙，使之远离故乡，与别处居民混合，这本是亚述统治者为了防止他们起义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不断发生。在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叙利亚和腓尼基在埃及的支持下，曾举行起义，于公元前720年被镇压下去。卡尔凯米什城的起义于公元前717年也被萨尔贡二世所镇压。在公元前717—前714年期间，亚述帝国的东北部地区也不断发生骚动。此外，在辛那赫里布和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巴比伦的反抗也是此伏彼起。到阿萨尔哈东的儿子阿淑尔巴尼拔统治时期，亚述帝国已是强弩之末了。
文献记载后期亚述统治发生哪些起义？
据亚述的《名年官表》记载，在萨尔玛那沙尔三世统治后期，即公元前829年至公元前824年，就发生了延续六年的可能是全国性的起义。公元前8世纪内，起义也不断发生。其中，有公元前763—前762年亚述城的起义，有公元前761—前760年阿拉法城的起义，有公元前759年古札那城的起义，有公元前746年卡拉赫城的起义，等等。
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为什么所有文明的起源神话都与
洪水话语，这是所有神话中最具人类性的部分，除了澳洲和非洲，几乎所有的古老种族都自称经历过一个世界性大灾变：广泛而汹涌的洪水湮灭了人类，只有极少数被神挑选出来的人或侥幸的人存活下来，成为第二次大繁衍的根基和种子。
这样一种峻切而遥远的消息，尽管在言说上出现了解释的差异、细节的歧义、想象力运动的集团性畸形，却拥有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在这个结构上，几乎所有的洪水传说都呈现了惊人的统一性，正是这点使“文化平行发生论”者感到困窘，除非他们坚持人类在神话话语层面的低度智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关于人类死亡和新生的神学话语，可以用各种神话话语加以陈述，它们包括：地陷、山崩、天坍、火焚、瘟疫和饥馑等，奇怪的是，这些古代种族毫无例外地从上述同样普遍发生的灾难中挑选了洪水。对于一种生死仪式来说，洪水似乎并不比其他话语具有更多的言说力量，也就是说，它并不能特别有力地表达关于惩戒和拯救的大神学命题。
然而，洪水话语还是被坚定、执拗、义无反顾地叙事着，越过漫长的时间黑夜，击打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惊骇而悸动，由于它对人类所作的第一次大清洗，它的意义达到了同创世话语一样的高度，并对宗教的最后构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神明的洪水发动
不妨让我们来扼要地聆听一下这种叙事的各种版本吧。最初，是一些洪水被发动的内在或外在的原因，它们是：浮在大海上的巨兽（它的脊背构成了我们居住的大地）翻挪身躯（西亚与东欧神话）；从巨兽的伤口中流出了洪水；太阳上的大锅中的水满溢而出（伊普里那印第安人）。这是一些从粗拙笨重的头颅中诞生的椎源假说，它们还不能有效地言说人类与水的内在关系。
萨莫迪神话推进了这点，它声称大地原初生长着一株巨大的白桦（宇宙树），拥有七条树根和七条树枝，人们对树梢进行膜拜（也就是对一种空间、高度的敬畏），结果却导致了树根的腐烂（这隐含着对人类舍本逐末的劣性的谴责，以及对于一切根基、本体和始源的意义的重申）。结果，这种根基的腐烂导致了桦树（宇宙的表征）的倾倒，从它的躯干里喷出鲜血（水的红色征兆），而后，洪水从中不可阻挡地涌现了。它揭露出人类信念与洪水之间的秘密关联。
北欧神话
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由南美的亚巴拉印第安人创造的，他们声称洪水导源于一次偶然的事故，即该族始祖马亚沃卡（Maiavoka）的弟弟误打开盛放太阳鸟的篮子，由太阳鸟的走失（幸福、和平与安乐的根基）而引发了洪水和其他灾难的泛滥。这显然是一次与信念和伦理无关的事件，但它仍然企图指明灾难和神明（太阳鸟）的不在场的关系。
这种把洪水起因归究于神明的努力，在埃及、在苏美尔——阿卡德、伊朗、印度、希腊——罗马和希伯莱神话中达到了一种透明深度。我们听到了在天庭暴怒的神明的旨意。鉴于人类的过度繁衍（阿卡德、老挝黑傣）、亵渎神明（希腊）、不听教谕（伊斯兰）和道德沦丧（希伯莱），（众）神决定给予它以最严厉的惩戒。正是从这种盛大的怒气中涌现了水，或者说，正是这种怒气转换成了水的阔大形态。
洪水的库源在奥德赛的《变形记》里有十分明晰的说明，它们分别来自河流（地）、海洋（海）和雨（天）。首先是来自天庭的暴雨，而后是汹涌澎湃的河水和海啸，它汇聚成了有力的涌流，使所有陆地和山脉都下降到它以下的高度。在北方的种族那里，雪山是洪水的另一种渊源，它补充了《变形记》的水源模式。所有上述水的来历都是符合日常经验的，只有少数印第安部族声称洪水来自被遗弃的情人或丈夫的哭泣，眼泪从悲伤的面庞上跌落，构成了大地上的巨大水难。而这种洪水的推源模式与神明的责罚意志无关，它只是对人类自身的情感痛楚的强度的一次隐喻。
奥维德
普遍的死亡和火绝，这是洪水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但是从所有的叙事中都出现了侥幸的人，在人类和其他生物被尽悉吞灭之时，他们存活下来了。这无疑是一种双向的拣选：首先是人拣选了神明和一种清洁虔诚的生活，而后才是神明对人的拣选，也就是从普遍没落的人类中挑出了唯一作出前述拣选的人。必须注意这种双向拣选的唯一性或稀少性：人拣选了一个或几个神明，神也拣选了一个或几个人。这不仅是一种数量衰减的极端的统计学事件，而且暗示了信念的镜像性：神对人的信念，完全取决于人对神的信念。
幸存者的逃亡生涯
从人对于神明的虔敬的笃信中，幸存者预先得到了警告，这种报警有时来自洪水发动者本人（苏美尔——阿卡德、希伯莱等），有时则来自一条感恩的水族动物（印度），后者是最初的先知，它以特殊的秉赋感知了巨大的危险，并且向它的恩人说出了毁灭的预言和躲避灾难的途径。《百道全书》记载，在一次洗礼仪式中，有条小鱼游入了人祖摩奴的手掌，请求他的庇护。摩奴接纳了这条小鱼，直到它成长为大鱼。鱼的回报就是说出洪水预言并建议摩奴准备一条小船。当洪水降临时，鱼拖引着船前行，直至洪水退去。这无疑是先知及其伟大品格的最初呈现：他要通过预言和建议来拯救走向毁灭的人类。摩奴之鱼的这一图式开辟了未来先知的明亮道路，并为耶利来、但以理和以赛亚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由于神和先知的晓谕，幸存者拥有了时间和船只，他们利用时间来打造船只。在东南亚和中国西南神话叙事里，船只是一只巨大的葫芦，打造就是一次栽种：把来自雷神的种子植入大地，并在它长大后躲进它的内部。在瓜尼拉和奇里瓜拉尼神话中，船只是一只硕大的南瓜，它缺乏葫芦的坚韧性，但拥有同样的浮力。而这两者都是纯粹自然的事物，它们质朴而有效，显示了东方原则中最有力的部分：用自然对付自然。
吉尔伽美什浮雕
而另一种原则是寻找或建造人工避水器，这方面的最早例证来自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泥版。幸存者乌特一纳庇什提遵照埃亚神的旨意打造方舟，高一百二十肘，宽一百二十肘，这个巨大空间足以容纳他的整个家族、财产和鸟兽的种子。希伯莱神话推进了这点，它声称挪亚把洪水的消息转达给了世人（一次担当先知的不屈努力），却遭到拒绝和嘲笑。他不得不在极度孤苦的情况下打造方舟，并为此耗费了一百二十年的单调岁月。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人的尖锐的悲痛，斧凿和刀锯的运动切割着歌斐木与灵魂，把它们互相镶嵌起来，像镶嵌上帝最后的家具。
正是从这种不可言喻的漫长的疼痛心情中，诞生了比苏美尔更精致和更宏大的避水装置，它是一所种子库、大尺度的葫芦和反抗洪水的城堡，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分上、中、下三个层面，并被分隔成一些更小的舱房，内外涂抹松脂。它以坚固和沉重的构造在旱地上等待洪水、等待一次幸福的和有力的漂泊。
在鱼、雷神或上帝的关怀下，避水器载着幸存者（们）悬浮起来，穿越呼啸而来的波涛和一切苦难之水奋勇前行。这里，幸存者的面容及其关系是彼此相异的。乌特一纳庇什提和挪亚拥有一个完备的家族（妻子、儿女和他本人），也就是拥有未来人类和物种繁殖的全部根基。丢卡利翁（希腊）的神话从中省略掉了儿女的要素，它只要最初的男人与女人就够。当洪水退去之后，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和一个女人，并用抛掷石头的快速创生模式复制了新一代人类。这种省略在印度神话中达到它的极至：只有一个男人，孤寂地漂泊在无边际的大水之上，鱼无言地伴随着他。然而，在洪水退去后向神献牲的仪式上，奇迹发生了：从牲品中出现了美丽的少女伊罗，她投入摩奴的怀抱，成为他的奇妙的妻子，并最终使大繁衍的难题获得解决。
有关幸存者家族的叙事模式主要见诸于中国西南各民族、东南亚民族和印第安人的神话。首先是兄妹结构的幸存者，他们之间的性活动产生了人类。这与其说是对一种历史上曾经长期存留过的婚姻制度的一种无奈的回忆，不如说是人对于这种制度的伟大性的一种固执的颂构。为了缓解后世乱伦意识对于兄妹婚姻制度的敌意，洪水故事中插入了转换仪式，也就是插入拒绝追逐、竞赛、打赌或神启之类的故事，增大这种婚姻的难度，同时又向我们重申它的必要性和唯一性。实施了这些细碎的话语诡计之后，所有的兄妹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性伙伴和种族的始祖。
值得注意的还在于“乱伦”的隔代性，日本神话声称，大洪水湮灭了八丈岛上的全部活物，只有名叫丹那婆的孕妇抱着一株大树幸存下来，她住进了海边的洞穴并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长大之后成了她的情人、丈夫和性伙伴。他们生下的后代尊他们为该岛居民的始祖。这是对人类质朴情感的一次直截了当的抒发和言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洞悉它的意义：人孕生了他的儿女（异化过程），而最终，通过后者的返皈，也即通过后者灵魂（爱情）与肉体（性器）的双重返皈，人收回了他的造物，并藉此消解了异化和异化的痛苦。这正是全部乌托邦信念的最感性的实现。兄妹婚姻不过是它的一种比较谦逊的羞怯的变式而已。
另一类“乱伦”的叙事暗含着我们称之为“近亲同性恋”的因素。突厥神话设定大洪水后仅幸存了七个兄弟，他们分别制作了人的肉身和灵魂；玛雅人则认为从大洪水中仅逃出巴卡布四兄弟，他们成为新人类始祖并受到崇拜。尽管有的神话插入了他们彼此不和与斗争的话语，但我们仍然看到了某种对人类原初结构的理想陈述：一个由一群纯粹男人组成的家族，他们的爱与劳作规定了世界发展基本图景。（被方舟和葫芦拯救的幸存者们，经历了一些不尽相同的时间历程，也就是说，各种族的神明的时间表是不统一的。在《旧约》里，耶和华上帝消灭人类需要一百五十天时间，然后他命令洪水退离。来自苏美尔一阿卡德的时间表则声称它的神只需七天。希腊人的神（宙斯）只需要十天。更多的叙事时间表上则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录：“不知过了多久”，“过了很久”和“过了很久很久”。
美杜莎之阀
洪水退离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暧昧不清的，它就这么简单地退去了，无须我们对此进行任何追问。除非神话本身陈述了洪水发生的原因并把它归之于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藉此作出类似的推论。只有一种退离真正触动了我们，那就是征服：由于英雄（可能出于神的委托）的征服，洪水发生了真正的和彻底的退离。禹是这方面的突出的例子。这个人在父亲被神明处决的情形下实现了上帝对人的承诺。他是征服洪水和重建大地秩序的战士，奔走于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广阔土地，用疏导的方式把洪水引向人的在所以外的地点。
然而这种征服运动并不是仅有的。在萨莫迪和通古斯语族的神话中，法力最强大的萨满把洪水导入诸川，以迫使洪水退离。一些印第安部族也认为，正是他们的始祖用一小块沙土从水里造出了新的大陆。这是类似于鲧的征服模式。所不同的仅在于，印第安英雄（如伊塔拉帕斯一科伊臭特，Italapas-koiot）获得了胜利，而鲧则成了倒楣的失败者。对禹与鲧的神话估量（价值估量）的悬殊差异暗示了对水与土的神学关系的严厉设定。鲧的模式是用土抵制水，它取决于一种“土克水”的哲学原则，而禹的模式则要求土向水的礼让和顺从。禹洞悉：强大的水能够反侮土。禹的方式是通过向水的恭让而征服水。这是以卑制尊、以弱克强和以礼胜霸的存在策略的重大开端。
什么是洪水退离的标记？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一些细小的试探。试探者，或者说传播福音的信使，必须是能够不依赖大地和悬浮于天空的禽鸟，在（旧约）里，它们是乌鸦和鸽子——未来青鸟与天使的原型，奉幸存者之命寻找陆地。乌鸦空手而归（这无疑是由该鸟的羽色的黑暗性决定的），只有鸽子带回了绿色的橄榄枝——洪水退离和大地复苏的标记。必须注意树枝的隐喻性，它来自宇宙树（生命树）的－个细小的肢体，并指示着宇宙树的隐秘存在。
水与木的关系，五行学说作了最简洁的描述：水生木。这意味着水是木的母亲和庇佑者。了解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包含着水崇拜的重大神学立场。洪水消灭了大地上的所有事物，但它不能消灭树木和用木构筑的舟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挪亚在收集大地上的一切物种时，没有把树木列入他的拯救名单。他通过神掌握了内在的真相。水是木的摇篮，也就是生命树和一切新生命的温柔的摇篮。这还可借助比较语言学加以证明。
难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希伯来语的“挪亚”（Noah）与梵语“水”（Nora）之间的内在联系么？在梵文里，Npra加上ayana，也就是“水”的词根加上“居所”的词根，构成了“Narayane”，也就是汉译所谓“拿拉衍那”，它的词义是“以水为居所者”，它是对“梵天”（创世大神）的一种特殊称谓。令人惊异的“巧合”在于，上古汉语中，葫芦的象征“女娲”的国际音标拟音为“nakroi”，而中国南方的神秘崇拜的核心“傩”（nuo），也保留了“水”的“N”音。对这种语音上的相似性的意义，我们将在以后详尽地加以讨论。
避水者、避水器与水本身这三者的内在同一，从语音和口唇运动开始，一直向语义的深处延伸。我们已经看到水和它的反对者（逃避者）的差异在“生命根基”这－神学层面上的完全消解。如果说水是木的摇篮，那么挪亚是人的摇篮，这两种摇篮的功能可以任意互换，因为它们最终只是一个神学事物的不同神话言说而已。
洪水的意义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开始真正显现。神并不把那些在水中死亡的人们当作人看待，对于神而言，他们不过是污秽和尘土。洪水运动是一种洗濯，它分离了真人和尘土，使尘土归于水，而使人归于神。《福音书》记载，一个叫做约翰的圣徒，在犹太旷野传道，用约旦河水为人洗涤罪恶。这无非是以上帝用水为挪亚洗涤罪恶的一次小规模摹仿，而后，受洗者获得了新生，一如挪亚和所有挪亚式的祖人。
不妨再回顾一下苏美尔一阿卡德神话：济乌苏德拉（苏美尔）或乌特一纳庇什提家族在大洪水后成为唯一的幸存者，这时，神赐予他永生。鄂毕一乌戈尔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叫做努力米一托鲁姆，他在洪水中沐浴，尔后返老还童，连续生下七个儿子。希伯莱人并没有直接说出挪亚的永生，但耶和华作出了其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庄严承诺，这其实就是对永生的承诺：让挪亚的生命在他的子嗣中明亮地燃烧，直到永远。
至此，洪水与生命的关系已经昭然若揭。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我们看到另一种更绚丽的标记——彩虹，它是耶和华神与人立约的象征。在罪恶被消解了之后，神与人之间出现了新的桥梁，它重新衔接了人和神的脆弱联系。永生，就是神获得了一个比通常更久远的对话者，或者反过来，人获得一种连续不断说出神学话语的权利。水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时间。洪水神话叙事的全球性，要求人们对它的历史可能性作出推测。基督教修士和神学家首先开始了这一困难的事业。德尔图良（约公元160—230年）援引从山峰上发现海洋贝壳的例证，猜测世界一度为海水所完全覆没。1517年，人们在修补维罗那城时发现了某些古怪的化石，有人认为那就是挪亚方舟的化石。本世纪70年代，在今天土耳其东北部的阿拉拉特山下，发掘出一个庞大的菱形物，已经高度碳化，考古学家声称，它正是我们寻找了几千年的挪亚方舟的遗骸。
而在另一方面，地质学提供的现有材料显示了与神话完全相反的证据，它表明，尽管地质史上充满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动，但它们都发生在人类诞生之前，即从前寒武纪到第四纪之间的漫长岁月。从这样的地质学立场出发，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远古人类活动的时期，可能出现过一些普遍的和区域性的洪水景象，这些小区域洪水造成的灾难被记忆与传说加以夸大，并与神明和人类再造观念混合，最终导致了有关世界性洪水神话的诞生。无神论者正是利用这点来斥责神话和宗教的荒谬性的。
以上两种意见的争论使人们产生了某种严重的误解，以为神话与地质学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而事实上，人们所援引的地质学观点仅仅是全部地质学思想中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地质学同样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表明，在早期人类的生涯中，曾经有过真正的世界性洪水，它不是大量细碎的和频繁发生的区域水患，而是三次巨大的世界灾变，神话可能记录了最后的一次，它距今仅二万年或者更短的时间。
这一假说的确立，取决于地质学在本世纪测年代的革命性转折——板块构造学说的出现。它的地球结构模型可以这样陈述，即地壳下的一个刚性地层叫岩石圈，其厚度可达三百公里，岩石圈分裂成若干子块，并互相发生相对运动，而这就是所谓的板块。地质学家已经找出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板块并为之命名，如欧亚板块、印度板块、伊朗板块、阿拉伯板块、非洲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澳大利亚板块以及南极洲板块，等等。这些板块漂浮在地幔表层的软流圈上，像漂泊在鸡蛋清上的破碎蛋壳。地球的旋动和磁场推动了它们，使它们发生显著的断裂、分离、位移、汇聚、冲撞和缝合。今天，这一地质学范式巳经迅速被人们接纳并成为某种“常识”。
洪水话语中心区
在仔细观察洪水神话分布地图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所有那些引起洪水故事占据重要地位的远古神话系统，包括苏美尔一阿卡德神话、印度河一恒河神话和黄河神话，都分布在一个条带状区域里，它南抵北回归线，北临北纬40度，东达东经120度，西靠西经40度，也就是居处于从天山山脉到印度河口、从中国东部海岸到地中海东岸的亚洲腹地。在该区域，洪水神话显示了其最古老、最热烈和最完整的特征。这一点促使我们把它命名为“洪水话语中心区”。
耐人寻味的是，洪水话语中心区拥有一个地理学的有力特征：它的中心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代表的巨大山脉和辽阔高原，而它的周缘则是一些洪积平原。它的地质截面是一个近似锥体的结构：中心高隆，四境低平。从海拔8800米降到海拔50米以下，这一8000多米的落差构成了洪水话语中心区的地质尖锐性：它何等尖锐，从海岸和低平区向中心急剧升隆，犹如无比宏大的金字塔，向天空跃起，要企及神的台阶和衣裾。
“大地的三次颤动”
是什么力量塑造了如此非凡的地理景观？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板块学说。根据地质计算，在白垩纪末期，印度作为孤立的大陆块体位于印度洋中部，之后，它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向北方漂移，在早第三季期间与欧亚大陆碰撞。这一剧烈的碰撞使原先位于印度大陆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古代海洋特提斯海消失，同时，印度板块向下俯冲到西藏陆壳的下部，迫使西藏陆壳向上隆起，形成了喜马拉雅一喀拉昆仑山系和青藏一帕米尔高原的最初轮廓。
这一碰撞减弱了印度板块的北向运动。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仍然以每年5厘米的速度坚定地、固执地向北漂移，一直向欧亚板块下推进了2000公里之远。由于碰撞和挤压，板块的亚洲部分出现了大量东一西走向的地质皱折和冲断层，这不仅造成了异常厚重的地壳，而且塑造了包括冈底斯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高加索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罗帕米苏斯山脉等一系列世界上最著名的山系，并引起整个欧亚大陆的广泛变形。
欧亚大陆的广泛变形，除了我们已提到的，发生于喜马拉雅山脉周缘的剧裂造山运动，还应包括地中海从现在的帕米尔地区的急剧后退、伊朗高原的抬升，以及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带（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沉陷为海等等。一方面是洪水话语中心区内核地带的强烈上升，一方面是它的边缘地带的相对平静或沉陷，正是这两种逆反运动造成了最大的地理落差。
板块碰撞和挤压显示了巨大的能量释放景象，难以估量的动能转换成热能，导致气候的短期的异常温热，雪水和冰川消融，大规模降雨，加上地震和沉陷引起的海水侵入，洪水的爆发变得不可阻挡。来自青藏一帕米尔高原上的汹涌大水，向东南部的黄河中下游区域、南部的印度河中下游区域、西部的里海区域和北部的鄂尔齐斯一鄂毕河区域倾泻而下，高原和山脉的抬升加剧了这种倾泻运动。而在伊朗及其以西地区，由于受到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冲撞的影响，某种比较和缓的抬升和气候异常，也导致了雨水和山洪的相应发动，并塑造出某温和的区域灾变。
由于诸板块的多次变形，没有人能够向我们指出碰撞开始的精确时间，我们只知道这第一阶段最迟发生在始新世或渐新世，距今八千万年到二千五百万年，这使青藏区域获得了3000米的海拔高度。以后，可能在晚更新世，青藏高原从3000米处再度上升了1000米左右，最后，从一万二千年前的全新世开始直至现在的第三阶段，珠穆朗玛峰又上升了1200米，而高原则继续上升了约500则米（平均量）。
这种强烈的抬升运动无疑是连续性的，但其中可能存在着若干突变性运动，即在某一个短期内，上升运动突然加速，能量释放突然增剧，灾变反应突然显著。正是这种不均衡的造山运动奠定了大洪水景象及其神话话语的全部基础。
我们要指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也就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第二阶段和古人类发生的历史是互相平行的，而它的第三阶段（一万年以来）则是与人类文明史大致平行的。一方面由于板块的坚定碰撞、青藏地壳的抬升和洪水倾泻，一方面是人类的诞生、繁衍、受淹、死亡、逃散和再聚。山和水的运动就这样逐步而深刻地烙进了灵魂，并迫使它说出有关水与生命的内在联系的、最真实的神话。
青藏一帕米尔大洪水的若干次发作所导致的第一个地质学后果，就是它周缘地带的洪积高原或冲积平原的诞生。大洪水的东向运行依次塑造了黄土高原、腾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观地貌，其中，黄土高原的非常厚度证实，大洪水的泥沙营运力曾达到令人惊骇的程度。大洪水的南向运行塑造了东南亚诸河平原、布拉马普特拉可平原、恒河干原和印度河平原。它的向西运行塑造了卡拉库姆沙漠和克齐尔库姆沙漠，向北则塑造了从乌拉尔山脉到鄂毕河、叶塞尼河和勒拿河的广阔的西西伯利亚平原。这些地质成果揭露了大洪水的酷烈、严重和宏伟的力量。
大洪水的间歇性爆发，对脆弱的童年时代的人类构成了最残酷的威胁。一个人种诞生了，随即就在洪水的旋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从另一个地点，孑遗的种子再度繁殖，形成新的人种。正是在大洪水发作的长时期间歇中，人类赢得了生长和发育的时机，并迅速走向文明的明亮山巅。这种情形可以由考古学加以证实。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的发掘中，人们找到了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他们是距今50万年前的古人类，能够打制最粗陋的石片和使用火。随后，他们就从大地上完全消失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被无边的洪水吞没了。
过了48万年，也即距今近2万年左右在陕西蓝田的一个山顶洞穴里，又出现了新的人种，而这时，他们已经学会制作各种精致的刮削器、骨针，从事缝纫和装饰，热爱美丽的事物和质朴的神明。随后，这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又突然消失了三千年以上，并在距今九千年左右的河南新郑裴李冈再度出现，这时，他们已经越过中石器时代而跃入新石器时代。
洪水的间隙和文明的闪现
这样一种古人类进化链的缺环，与其说是受考古发现的概率的支配，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闪现——在两次大洪水之间，文化和人类的影像闪现了，随后，洪水消灭了这时代的人类及其痕迹，把它们埋葬到厚重的洪积土层的黑暗底部。只有预先打造船只和逃遁到高地上的机智的人们成为幸存者和一代的始祖。他们的使命是记住某些制造工具的传统工艺并使之在未来获得新的发展。这些残剩的小型种群，无疑是在自然灾变的优化选择中经受考验的最优异的部分。大洪水的间歇性发作，淘汰了所有缺乏应付灾难的足够力量与智能的人们，并加速了人类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发展。在肉体方面，人获得了强有力的性的繁殖的机能，而在灵魂方面，人在对洪水景象的沉思中看到了众神的模糊容颜。这肯定是大洪水对人的两项最重要的影响，它们确定了人性的最基本的面貌。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阵发性抬升，伊朗高原、托罗斯一扎格罗斯山脉、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高原和摩苏文高原受到震撼而变形，发生温和的隆起，同时，第四纪冰期的大量雨水增大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以及卡拉赫和卡伦两河的水量。这样，大洪水的发生和洪积平原的诞生也是不可阻挡的，但鉴于隆起程度的有限性，美索不达米亚区域的洪水对当地居民的损害，可能弱于洪水话语中心区的核心地带（喜马拉雅山系及其四周），一方面洪水的选择机制仍发生着作用，一方面文明的进化又保持了其完备性和连续性，这导致了一种古老伟大的文明体系在该区域的孕生。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最久远的文明（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活跃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狭长平原，它的人民被称作“苏美尔人”。
越过洪水的黑暗层面，文明的火焰被最终点燃了。它似乎是从洪水话语中心区的西部边缘突然明亮起来的，随后，在该中心区的南部、东部和北部，另一些火焰也明亮了起来，它们组成了文明火焰的巨大圆圈，而在圆圈的核心，喜马拉雅山脉及其附属高原保持了永恒的缄默。山体的严峻容貌隐匿在宇宙的浑大黑夜里，这导致了人类对于水的盛大赞美和对于山体及其意义的遗忘，也导致了山体从洪水话语中的全面退出。最终，人将彻底否认有过一段遍及世界的巨特洪灾，也就是彻底消解喜马拉雅山体的崛起与河流文明的因果关系。这样的信念起初可能仅仅是细微的话语谬误，而最后它竟在某些文明体系里发育成严重的疾痛和危机。
